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小书摊曾是上海不少孩子的乐园
福州路旧书店
摩登上海可说是源起于福州路，清末以来属英租界地面，也叫四马路，其间酒楼、茶园、烟馆、妓院林立，却也是戏院、报馆、书店、墨庄的营聚之地，向有文化街之称，盈溢着不中不西颓荡的气息。一九四九年之后，烟馆堂子之类的当然被一扫而空，但报馆、书店仍在，虽然所剩无几，但都是公营的。经过几番思想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，社会主义改造渐入大同佳境，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，像我这样红旗下成长的青年，却斗志消沉，寻寻觅觅，在福州路的“上海旧书店”里“淘宝”，如一头丧家之猫，踯躅在文学探险的途中，怀着隐秘的希冀，在幽暗的角落嗅辨前贤往哲的遗踪，寻觅“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”，给创伤的心灵涂抹片刻的抚慰。
这个文学青年，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的阳光与雨露并没有把他培育成天天向上的茁苗，在他的心灵中，精神的巨厦与理想的乐园几乎是断垣颓壁。由于自小孤僻，加之与社会愈益疏离，甚至更觉得周围充满了敌意。他不怨天尤人，也不对抗社会，只是愈阴郁沉默而沉溺于想象世界之中了。不过他那种孤芳自赏似乎并没导致绝望和毁灭，在狂想与好奇的满足中，在自我镜像的文字表演中，期盼某种理想的观众，于是仍具有一种公共沟通的欲望，那或许是一种新的、属于个人的写作伦理吧。
一九六六年春，正是在旧书店里，我和朱育琳、钱玉林、王定国、汪圣宝他们认识。我们常聚在一起，谈论文学、翻译和创作。不久文革猝然而至，浸泡在大字报、造反有理、文攻武卫、三呼万岁的红色海洋里，但我们仍然忘乎所以，晤言一室，更有一番偷食禁果的兴奋和疯狂，甚至像一班东林书生，议论朝政，痛斥奸佞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到一九六八年夏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终于朝我们头上落下来，一个个被关押、拷问……。最惨的是老朱，因为比我们年长，被当作“教唆犯”而遭严打，据说他是跳楼自杀的，终年仅三十七岁。
在一九九三年，值朱育琳先生辞世二十五周年，我写了一篇追念之文，发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杂志上，后来被译成英文和日文。最近有朋友说，在《红坟草诗传》（见《陈建华诗选》，花城出版社）中，关于老朱和我们文学小圈子的情况讲得不清楚，我方明白当初自以为已经写过那一段，诗传中就写得较简略。现在再写这一段，有些新的回忆和反思，或更正个别不确之处，虽然叙述中少了些愤慨，也少了些色泽与气氛。那似乎是自然的，时间流逝愈远，记忆愈模糊，像一叠老照片给风干的血迹粘在一起，不同的时空互相重叠，分辨不清，方明白张爱玲写《小团圆》，无奈中只能求得自我的真实。
这两年多毕竟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，不仅因为青春岁月被文学赋予其意义，也因为为之所付出的代价－－在漫长的日后背负沉重的记忆，从中轮番压榨出痛苦、欢乐与悔疚。回头看，那是历史大叙事中的一朵小浪花，却不无讽刺。到一九六〇年代，社会空气越来越卫生起来，而在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里却沉渣泛起，散发着“封资修”毒素，我们的文学小圈子就像一个“毒瘤”，那都是代表某种私人空间、有碍大同社会的纯洁美妙的理想的，被文革连根拔起，也足见其发动者的高瞻远瞩了。老朱被抓到，靠的也是公领域的法力无边，医院找到了他的病历卡，上面有他的住址，于是把他捉拿归案。
说“讽刺”也跟我不善学“红宝书”有关。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，越具艺术性的作品，就越有毒素。这句话让我一再琢磨：为什么“艺术性”有那么大力量？在当时黑白分明的文学史著作里，总有不少早被点名批判的，如徐志摩、李金发等，是冲在头里的，批评家也常引用这条“最高指示”作为批判的武器。没想到这些名字盘踞在我的脑际，想找他们的作品来看，这个“艺术性”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结果是中“毒”愈深了。
这是上海最大的旧书店，各类图书一应尽有。在文学书架上，多的是《卓娅与舒拉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之类的苏联小说，有革命回忆系列《红旗飘飘》等，这些唤起我们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。有许多像《暴风骤雨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等，也束之高阁。对这些革命小说早已熟悉，上初中时，学校在茂名南路上，出校门右拐数百步到南京路，过马路即是少年儿童图书馆。那时新小说纷至沓来，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……，凭一张外借卡一本本读过去。
其实这些小说大多属于“革命加恋爱”的类型，动人心肝的不消说是书中的恋爱部分，直看到《苦菜花》，稍许的情色描写便把气血不定的少年之心搅乱了，也使许多革命小说为之逊色。从前梁启超把《红楼梦》斥为“诲淫”，小说家很不高兴，岂不要断他们的粮？梁氏的说法不无道理，多半是针对少年读者的，虽然看看也罢了，不至于看了就心术变坏。
书架上品类多寡及流通快慢能反映一般的阅读趋向。除了大量苏联或十七年文学，如狄更斯的《老古玩店》、《匹克威克外传》，或屠格涅夫的《罗亭》、《贵族之家》等，还是旧时的版本，也少人问津。有的我不一定读过，也不见得对现实主义全没了兴趣，比方说对于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便爱不释手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《穷人》也令人击赏。这类书一上架的话也很快被人攞走。
一进旧书店，就跑去中间几个书架，常有新上架的。特别在星期天，书店知道它们抢手，放得比平时多。像我们这样的新老旧少也大有人在，在门口等九点钟一开门，就涌到那几个书架，一时间人头攒动，来不及细看，有时情急，先合抱捧一堆，就不免遭骂了。
老朱是曾经沧海，偶尔觅得中意的，有一回见他拿了本《蔷薇园》，一本波斯文学名著，我们也好奇。老朱身上充满了谜，不光是行踪神秘，他生活过三四十年代，我们从教科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时代，混杂着混乱、腐败和希望。他对过去的文学记忆着实惊人，娓娓道来如数家珍，好似掌握着一幅文学海图，我们急欲一窥其究竟而扬帆远航。钱玉林嗜书如命，涉猎极广，和老朱一样，也喜欢外国古典，见他们对于《罗摩衍那》和《吉檀迦利》交口赞誉的情景，令我暗中羡慕。而我是比较偏锋，倾向于感官刺激的，更